最近迷上楊逵的作品，是始自閱讀陳芳明被收錄在《1985臺灣散文選》裡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交錯》，寫的是作者與余光中藉以詩為媒介的忘年交情。作者先是描述他年輕時對余的作品如何地痴狂，如何一讀再讀以為心靈的寄託，並稱許余是那個年代詩壇的第一人；文章的後半作者卻筆鋒一轉，帶著失望與不解地質問余為何他對故鄉的那分情誼始終沒有在這個島上生根，甚至還淪為白色恐怖的打手。第二篇《遠行》，則是緬懷楊逵的多次「遠行」：他年輕時遊學日本，二戰爆發時為明心志上山闢「首陽農場」，光復後因發表《和平宣言》聲援二二八受難者而遠赴綠島十二載，最後這次遠行則是離開人間。作者對楊逵有著無限的憧憬與不捨，字字行行仿佛從紙面浮出化作楊逵堅毅的脊骨。
《交錯》帶給我的震撼，是它顛覆了我對「多毛又多鬚、多血又多子」的牧神的美好想像。能寫出如此詩詞歌頌屏東田野的人，想必多麼喜愛這片土地，宛如騎著水牛吹著簫穿梭農田的牧神啊！這份憧憬，如今卻化為不可置信的歎息。余光中固然文采出眾，是「用中國文字意象的第一人」，然而品格低落，其詩詞淪為追求地位、打擊意見不合者的工具。他代表了一種文明的虛偽，像用歌聲撫慰人心的療傷歌手在下工後去酒店尋找花花柳柳，像口口聲聲阿彌陀佛的尼姑為死人作法卻索取巨款，像標榜著運動家精神的運動員卻為求成績濫用禁藥。我們的文明所推崇的這些價值，對於代表它們的權威來講卻只是工作，只是架構出他們身份地位的鷹架，與他們內心真正信仰的價值往往相去甚遠。余光中則是文壇這類人的代表，他的水牛不只犁田也踐踏鄰居的田，他的簫不只用來吹奏也用來打人。
《遠行》與《交錯》這麼的強烈對比，使仍沈浸在牧神形象的破滅的忿忿難平的我對楊逵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楊逵，連他的名怎麼讀都要翻查字典才能確定，跟對余光中比起來我對他可說是毫不熟悉。我讀了他的三篇成名小說《壓不扁的玫瑰》、《鵝媽媽出嫁》以及《送報伕》，其中最欣賞的是《送報伕》。這些小說的主角總是跟楊逵本人的背景相仿，或叫楊君，或從臺灣到日本留學，或經營農場。加以楊逵寫實的敘事手法，讓人有種不是在讀小說而是在讀自傳的錯覺。也因為這份真實，使人對小說的情節感受更深、感動更大，好像就發生在鄰居或家人身上一樣。
楊逵的許多重要作品能在他的紀念網站上找到：http://www.soyang.tw/~yangkui/。
《送報伕》講的是在日劇時期因為家鄉生活困苦而旅日謀發展的楊君的故事。他花費了很久才找到一份送報紙的工作，便把身上剩下的錢繳了「保證金」。他工作非常賣力，卻總是處處被老闆刁難，很快地他就被辭退了。原來契約裡有用很小的一行字寫著「工作未滿一個月不能拿回保證金」，那家報社其實不缺人，報社老闆貪圖的只是那分保證金。就在楊君心灰意冷決定想回家的時候，當初在報社很照顧他的田中來找他，說報社的員工已經受不了老闆的苛待，決定聯合起來抵制，並希望楊君加入。
這個作品受到楊逵在日本求學的經驗的影響。當時勞工與學生運動蓬勃，他積極參加學生團體，抗議時政並聲援在日朝鮮人，回台後參與農民運動，還因此入獄百日。它代表了那個時代工會意識的抬頭，以及惡質資本主義逐漸瓦解。
文中有段楊君與田中的對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示。田中問楊君：「你恨日本人嗎？」楊君回答：「在台灣受到日本人的欺壓，總覺得日本人都是壞人。但是到了日本卻發現也有像田中君這樣好的日本人。」田中接著說：「是啊，那些到台灣去的都是沒有良心的鐵血控制者，但是其實在日本的老百姓也跟台灣人一樣被惡官惡商欺壓，就像那報社老闆。」楊君應諾：「是啊，日本人有壞的也有好的，就像有的台灣人為了地位自願當日本政府的走狗欺壓台灣人一樣。」
我以前常常會想，現在的德國人與日本人背負著二戰那麼大的歷史罪孽與指責，究竟是用什麼心境在看那段過去呢？我曾經這樣問過一個日本人，他回答：「我們自認是新日本人，跟二戰前的日本人不一樣。」雖說世代的交替會洗刷歷史的痕跡，我認為我們太過惡化問題的本質了。日本在二戰殺了許多中國人，這是日本全民都該背負的罪孽嗎？發動戰爭的是局上位的那些野心家，如何能苛責那些老實的農民、工人、跟送報伕呢？一個國家一個時期的歷史往往是被極少數人代表的；回想中國歷史，我們讀的不都只是那些皇帝的事蹟、文人的風骨嗎？再說，歷史的正與邪，向來都是贏家決定的。我們歌頌成吉思汗開疆闢土的偉大，但是說穿了他只是個最後打贏的希特勒罷了。故事裡日本的送報伕，跟工業革命英國的童工一樣，都是被欺壓的絕大多數善良的人。這些被欺負的人卻因為跟欺壓者屬於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而要背負相同的罪名，豈不義乎哉？
提到楊逵，多數人對他的印象是他的風骨，他的堅韌，他的不畏權勢。然而從《送報伕》一文，我也看到了他的寬容與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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